美国大选：分裂和迷茫

2016年美国大选进行到现在，很多选民不断感受到政治选举所带来的意识形态撕裂，这令美国社会陷入空前迷茫。

　　19世纪中叶，法国政治理论家托克维尔在他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曾对美国的选举制度有过一段精彩概括：“在指定选举日到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选举是最重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全国唯一关心的大事……随着选举的临近，各种阴谋活动益加积极起来……每个阵营都高举自己候选人的旗帜……选举的结果一经公布，这种热情随即消失，一切又恢复平静，而看来似乎即将决堤的河水，又静静地流在原来的河道。”

　　将近180年后的今天，这段话依旧能够精准地描绘当下正在进行的这场美国大选的状态。但是，令托克维尔意料不到的是，美国即将迎来的这次大选中“阴谋活动”如此积极，阵营之间和之内的分化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判断“决堤的河水”还能否流回原来的河道。

　　撕裂的大选终将了结，而撕裂的民意，将何去何从？

　　合适候选人缺位引发担忧

　　有足够的迹象显示，这次大选中，仅仅因为讨厌一方而支持另一方的现象，远超往届选举。路透社和益普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47%的人表示，他们支持特朗普主要是因为不想让希拉里获胜。而且，10月份的一项针对美国年轻人的民调显示，23%的18岁至35岁美国人认为，宁可让流星撞毁地球，也不愿希拉里和特朗普中任一人当选。

　　“2016年的总统大选确实有点特殊性，(候选人的言论中)人身攻击比较多。最主要的是，这两个候选人都不是美国人心目中理想的候选人，所以产生合适候选人的缺位，只能在两个自己都不是很喜欢的候选人中选择那个看起来还可以接受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美国历史上还没出现过这么两个都不是很受欢迎的候选人。

　　不久前的三场辩论令很多人印象深刻，两人的“口水仗”充分挑战了美国大选的规则底线，充斥着相互揭短、人身攻击和谩骂讽刺，瞄准对手的各种丑闻和过往，而对一些政策的真正讨论却乏善可陈。

　　双方竞选拉票的焦点已经从“选我来当你们的总统”变成了“不能让对方那样品行的人当你们的总统”。台上的候选人陷入负面竞选的尴尬局面，而台下握着选票的美国人则手足无措。

　　宋国友认为，美国大选出现现在的局面反映了美国民众心理上对当前国际形势和美国未来走向的迷茫。“金融危机过去快10年了，美国的经济现在还没完全复苏。美国社会内部也有一些问题，包括恐怖袭击、枪击案等，都给民众造成了一种对社会的普遍担忧。”

　　在知识界和媒体，美国所面临的危机不止一次地被提起：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差距加大、全球领导地位遭挑战、恐怖主义威胁。民众期待下任总统能够带领美国摆脱困局。

　　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底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一度引以为豪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在严重缩减。上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中占比高达61%，而到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0%，而两端的低收入人口和高收入人口分别扩张到29%和21%。更严重的是，以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来比较，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所谓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国内，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层面，都处在一个矛盾多发期和易发期，其结果就是，原本在金融危机之前比较固化的结构里面能够有效表达成两党意愿的那些利益可能现在又出现了分化。”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刁大明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宋国友进一步解释：“以往，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现在看起来，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并不那么明确，这对美国民众的心理冲击很大，而且两个候选人又不能给出明确的方向，所以加深了这种担忧。”

　　是什么催生了“特朗普主义”

　　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最近在讨论“美国时代结束”的文章中提到：在美国，70年来首次有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质疑美国所创立的自由秩序。奈把这一点作为“美国世纪”衰落的表现。

　　最近，希拉里的“邮件门”被联邦调查局重启调查，但即便如此，大选辩论后，特朗普在民调上与希拉里的差距一直难以弥合，寄希望于大选日前剩下的几天翻盘，难度很大。不过也有民调显示追赶的迹象。

　　无论支持率是高还是低，从初选阶段开始，特朗普自始至终都以强烈的个人风格长时间地盘踞各大媒体的头版，政党精英和评论家们对他时不时爆出来的过激言论口诛笔伐，比如修筑美墨边境高墙、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媒体挖出来的猛料也令争议和丑闻在特朗普身上挥之不去，比如一直隐瞒的税单以及侮辱女性言论的“录音门”。

　　好处是，美国公众对大选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但不少人的担忧也因此放大：如果特朗普这样的人当上总统，美国就完了。而此种担忧和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完全相反。

　　比如，400多名经济学家近日签署公开信公开指责特朗普，包括诺奖得主奥利弗·哈特(OliverHart)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Romer)。信中称：“若当选，他将会给民主和经济制度的运作，以及国家的繁荣构成威胁。”

　　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同样大有人在，他们认为，特朗普不像一些圆滑的政客那样回避现实，而是说出了他们想说但说不出的话，等于让民众在最高政治场上有了一个“代言人”，美国陷入僵化的政治范式，目前或许正需要这样一个不把“规矩”放在眼里的人来主持一场变革，挑战建制派。

　　各种针对特朗普的媒体报道和评论观点，最终描绘出“特朗普主义”的轮廓。简单来说，它更多代表着一种卷土重来的民粹思潮，在对美国地位和未来的犹豫之间，民众的不满和抱怨被放大，种族问题令移民制度受到挑战，保护主义令自由贸易遭到排斥。虽然这样的思路并不新鲜，但特朗普把这些问题摊在了最高政治舞台上，很多厌倦华府官僚做派的民众开始思考另一种可能性。

　　“特朗普确实是一个务实的人，商人背景的他思路非常清楚，有利润就做，如果不可行那就不做，因此在道义、原则和理念等问题上，他就显得没有传统政客那么坚持。”宋国友称。

　　但是，从10月份的三轮辩论来看，特朗普争取选民的核心逻辑在于指出问题，而非给出充分、具体的解决方案。比如指责奥巴马医改差劲、自由贸易令就业丧失、移民管控不严给国家安全带来挑战等等。即便像10月22日在葛底斯堡就“百日新政”计划发表的演讲中那样对一些具体问题给出措施，不少也只是老调重弹，比如为国会议员设立任期限制等，这些方案一旦走到国会层面，基本也是“不可能的任务”。

　　诚信是希拉里的硬伤

　　对比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支持者，皮尤中心8月份的一项调查结果非常有趣地说明了特朗普的支持者更像是一群悲观主义者。有81%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现在的生活还不如50年前，而有68%的人对下一代美国人能过上好日子毫无信心。但是多数希拉里的支持者认为，现在的美国比半个世纪前好，而且未来还会更好。

　　一路走来，特朗普一直在触碰美国人所坚持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比如最近特朗普非但暗示自己不接受败选，还一直指责希拉里操纵大选，质疑大选的合法性，甚至应该直接宣布自己获胜，而在很多人看来，质疑大选结果，等同于质疑民主、挑战法律，也撼动了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妥协精神。

　　相比之下，希拉里的言行被普遍认为“政治正确”。比如，特朗普在辩论中说希拉里不敢直面问题，连“激进伊斯兰恐怖分子”(radicalIslamterrorists)都不敢说，而希拉里回击称，她用的词是“暴力的圣战恐怖分子”(violentjihadistterrorists)，而且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团结穆斯林社区，这是典型的政治正确。

　　希拉里此前和副手凯恩一起出了一本与竞选口号同名的书《在一起更强大》(StrongerTogether)，书中成体系地介绍了自己方方面面的政策，包括增加各行业就业、减少学生债务、关注雇员权利、为中产阶级减税、加强与美国盟友的关系、塑造有利美国的国际规则等。

　　从1993年以第一夫人的身份进入白宫算起，希拉里的政治经验超过20年。作为一个世故老练的政客，希拉里在台面上的一些表态，很难“政治不正确”，几乎做到滴水不漏，对于政策的描述，也是比较充实具体的。

　　但这届大选很多时候并不按套路出牌，因此，诚信问题成为希拉里的致命伤。从在班加西事件中被曝出来公邮私用的“邮件门”到隐瞒自己健康状况的“健康门”，再到于华尔街的内部讲话。希拉里给人表里不一的感觉，令不少人觉得不可信赖。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2013年，有25%的民众对希拉里持负面态度，到今天，这个比例上升到56%，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质疑希拉里的诚信问题，只有1/3的美国选民认为希拉里值得相信。盖洛普的调查也显示，当人们提到希拉里时，最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诚信”。

　　一直为中产阶级代言的希拉里，不久前被曝出在华尔街的有偿演讲中吹捧银行界，还称自己“体会不到中产阶级的苦”，还有一份文件显示希拉里评价黑人族群“无论给多少机会，他们都一事无成”。像这样心口不一的言论，杀伤力并不比“邮件门”小。

　　刁大明告诉记者，另一方面，公众对特朗普的预期是比较低的，一直没有把他放到一个政治人物的角度去评判，觉得他是一个远离政治的反建制派、反抗者。“对于他的政策，公众对他的信任带有一定赌性，至少他说的是一般政治人物不会说的，也许会有用，值得赌一把。”

　　刁大明认为，虽然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浑身充满政治不正确，但特朗普一直被政治正确包裹着，即：反对特朗普就是反对变革、反对民意。“比如说主流媒体反对他，他就可以说主流媒体代表精英，反对他就是碾压民意，他是另一种政治正确。不过现在来看，他许下的承诺落实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党际和党内分裂

　　在初选、竞选造势和大选辩论中，特朗普的很多言行都被认为是在铤而走险地煽动民意，而这样的做法为知识精英们所不齿。尤其是在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党，许多党内高层在不同阶段纷纷与特朗普划清界限，因此也招致一个对候选人推举制度的疑惑，为什么一个政党会推选出党内都普遍拿不准的候选人？

　　由此可见这届大选不同往常，如果说两党制决定了政党间在竞选时存在分歧，那么美国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这样的政治环境并不会存在真正的危险。但现实是，党内——尤其是共和党内——存在巨大分歧，这在美国历史上罕见。

　　有一些数据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在7月的共和党党代会上，虽然特朗普以唯一参选人的身份获得了1237票的足够票数而被选为共和党候选人，但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共和党内部仍有721票投给了特朗普之外的名字，数量为40年来最高；《纽约时报》最近也整理了一份名单，从特朗普宣布参选到现在，共有超过160名共和党领袖人物宣称拒绝支持特朗普，其中就包括众议长保罗·瑞安、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2012年的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

　　罗姆尼认为特朗普“既没有当总统的气质也没有当总统的判断力”；更有前后150名来自共和党的前国家安全高官联名反对支持特朗普，认为他若上台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最近的“录音门”也让20多名共和党大佬离特朗普而去……

　　在希拉里被选为候选人之前，民主党内在民粹主义的伯尼·桑德斯和希拉里之间同样存在巨大分歧，甚至有调查显示大部分桑德斯的支持者不会把票投给希拉里；希拉里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上与奥巴马背道而驰也是一个显著的分歧；另外，还有很多保守派民主党议员反对奥巴马的医改方案。

　　“现在来说，美国的政党出现了碎片化，因为在不同议题上是非常分裂的。两党内部已经能感觉到很明显的不同程度的分化。换句话说，1856年以来这种共和、民主两党轮流执政的情况下很少出现党内、党间都斗得不可开交的状态。”刁大明告诉本报记者。

　　令美国产生44任总统的选举制度经过不断修正，其合理性和优势地位一直被认为拥有巨大的民意基础而难以挑战。但这一次，更多的人开始担心，大选过后的美国是否会因陷入僵化的政治制度而面临决堤的困境？

　　“对这一届的新总统来说，除了让美国经济稳健增长和国家更安全这些传统要务之外，还要尽可能弥合美国民众当中的对立。往届大选中的一些分歧之后可能会很自然地弥合，因为相信制度是好的，运转起来也会很顺利。”宋国友对本报称，“但现在看来，共和党、民主党内和两党之间的对立都很明显，以至于会出现民主的黏合作用失效的情况。所以，新总统就任后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胜选演说和1月20日的白宫演讲来尽可能地使美国民众团结在美国国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