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忽视全球化失意者

以英国退欧、欧洲右倾以及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史上“最奇怪”的大选中崛起为标志，那些一直被视为全球化受益者的发达国家民众，如今也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热衷于新一波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到21世纪初期，服务业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达到七成左右，英国占全球制造业出口的份额也从1980年的7.2%下降到2012年的2.9%。

　　以伦敦为例，大伦敦地区的GDP占英国GDP的1/5左右，而伦敦金融区的GDP又占伦敦GDP的14%，占整个英国GDP的2%左右。

　　皮尤调查中心发布的关于美国2016年大选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在2015年5月，有51%的共和党人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积极的，而当下这一数字仅为39%。

　　15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曾写过一本名为《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的书，斯蒂格利茨当时在书中就已经开始关心这样的悖论：为什么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宣称全球化能提高全球福祉之时，却又有这么多人敌视全球化？

　　彼时，斯蒂格利茨正关注着每天生活消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们，并已在为全球化带来的负溢出效应寻找减小贫富差距的方式。

　　15年后，以英国退欧、欧洲右倾以及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史上“最奇怪”的大选中崛起为标志，那些一直被视为全球化受益者的发达国家民众，如今也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热衷于新一波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要如何重振贸易自由化，实现全球协同性增长呢？此次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就是“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这是对G20宗旨的遵循，在全球经济尚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呼吁缩小发展鸿沟、共享发展成果，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最突出、最重要、最紧迫的挑战，为国际合作指明方向。

　　英国退欧：区域化的失意者

　　在英国选民投出英国退欧的结果之后，一位留欧派读者在《卫报》文章下的留言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你们只是把一群我们永远也接触不到的特权精英(卡梅伦政府)投下去，然后让另一群取而代之，脱欧只是让他们换个方式赚钱，而你我的生活只会变得越来越糟。”

　　这何尝不是英国的现实写照：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和刻意维持的阶层等级令无处发泄的低收入人群纷纷将不满投射到全球化和欧洲区域化进程之中。

　　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英国就出现了去工业化思潮。加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美国学者的著作在英国形成巨大影响，共同促成了英国政府急速的去工业化进程：到21世纪初期，服务业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达到七成左右，英国占全球制造业出口的份额也从1980年的7.2%下降到2012年的2.9%。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政治经济学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作为一名德国人，他对英国人这种把汽车企业悉数卖给德国、剥离制造业、光靠着服务业也能活下去的轻松心态，感到“佩服”。

　　根据英国近年来的数据，去工业化后的英国服务业GDP占比高达78.4%，且服务业又多分布于包括伦敦、爱丁堡等地的金融交易中心。

　　以伦敦为例，大伦敦地区的GDP占英国GDP的1/5左右，而伦敦金融区的GDP又占伦敦GDP的14%，占整个英国GDP的2%左右。

　　1997年到2007年，英国经济保持连续稳定增长，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至4%之间，是欧洲GDP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经济高度依赖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英国经济遭受重创，陷入深度衰退，2008年第二季度后，GDP连续6季度负增长，导致2009年GDP出现4.9%的负增长，令英国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最后一个摆脱衰退的国家。

　　自2013年以来，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商业信心恢复，英国经济呈现全面复苏势头，2013年、2014年的GDP增长率分别达1.8%和2.6%，增速创7年新高。

　　30年激进的去工业化进程在英国造成了恶果：英国北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落后于大伦敦地区，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纽卡斯等英格兰北部地区失业率严重，地区基础设施陈旧，无法吸引外资重振经济，更谈不上发展科研、产业升级。

　　上述LSE的教授对记者表示，如果将在“退欧公投”中投出退欧票的选民分布图与英国北部因去工业化而导致失业率上升的区域图拼在一处，可以看到这两张图重合度相当高，而伦敦高就业率也同“留欧”的高投票率相印证。

　　根据英国城市中心的一份研究，自2004年以来，英国南部城市与北部城市的雇佣率为12∶1，即英国南部城市每有12个人就业，北部城市仅有1个人就业。而在2004~2013年期间，伦敦就业率上升了17%，而北部城市黑池(Blackpool)等地的就业率下降10%。

　　一位在中英之间常年主持贸易工作的英国政府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指出，投脱欧票的北部英国民众大部分都没有走出过英国，甚至没有走出过自己家门，他们既失业，又迷茫。之所以反感全球化或欧洲化，或许是因为从未从上述进程中获得红利。

　　实际上，欧盟的前身，即在1952年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以及西德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接管了鲁尔区的管理权并取消部分德国工业生产的限制，推动欧洲国家煤与钢铁的生产销售，早期加入的欧盟国家享受了欧洲二战后腾飞的经济红利。而英国由于历史上诸多原因到1973年才加入欧盟，恰逢这段时期欧洲战后“黄金时代”正式结束，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欧洲国家陷入经济滞胀。

　　这种情况下入盟，就好像是“人家吃饭吃了一半，我们才来到桌子前面”。上述主持贸易工作的英方人士表示，英国在欧盟这么多年，总有“来晚了”的感觉。

　　换言之，加入欧盟并未令英国搭上欧洲经济腾飞的快速路，反而因为欧盟的“单一市场”而丧失了本土从就业到产品竞争的诸多份额：譬如以上文所提的黑池为例，黑池曾是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度假的滨海度假乐园，繁盛时期修建了大量游乐设施。然而，伴随英国入盟，廉价航空和签证便利令英国的中产阶级迅速发现了性价比更高的西班牙海滩，直接导致黑池渐渐衰落，同时，由于英国政府崇尚自由竞争而缺少政府拉动投资，黑池这类北方城市无法实现产业转型。

　　反自由贸易的“特朗普”效应

　　一方面，英国退欧为欧盟官僚主义敲响了警钟，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退欧令欧洲大陆以及美国的精英也在重新审视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被忽略的人群。

　　正如斯蒂格利茨近日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如果全球化要令全社会所有人都受益，那么必须实行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措施，北欧国家很早之前就想出了这一点。为了维持一个开放性社会，这必须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为此令社会向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开放。然而新自由主义者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在欧洲和美国的大选中，他们就得到了他们的报应。”

　　斯蒂格利茨指出，根据一些详细数据调查，“贸易”是美国人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这种情绪在欧洲也很明显。

　　传统而言，共和党及其支持者在自由贸易方面一向秉持支持态度。然而多项民调显示，在特朗普参选后，对于自由贸易，共和党及其支持者的态度均出现大幅度转变，即所谓的“特朗普效应”。

　　皮尤调查中心发布的关于美国2016年大选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在2015年5月，有51%的共和党人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积极的，而当下这一数字仅为39%。

　　反对自由贸易的情绪殃及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令其在选战中被高度政治化，此前曾站在TPP一边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人纷纷开始反水。

　　按照目前的统计，去年曾经表示支持TPP的60名参议员中，至少已经有5位开始公开反对TPP，而奥巴马必须凑齐50张参议员的投票才能使TPP顺利闯关国会。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全球化的失败令主流政客无法兑现承诺，进一步打击了对“建制”的信任与信心。实际上，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为救赎银行慷慨解囊，却在对待普通公民的问题上采取令其自生自灭的态度，令人更坚信经济危机不只是经济误判这么简单。

　　“特别是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甚至反对为那些被全球化直接伤害的公民提供援助。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讲，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者惧怕反向激励效应，亦反对保护输家的福利措施。”斯蒂格利茨写道。

　　斯蒂格利茨指出，全球化的发展结果并不像新自由主义者说得那么美妙。收入数据表明，在发达国家中的大量人口过得并不如意：在过去的三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最低收入人群中90%的人，其工资增长都处于停滞状态。

　　此外，在剔除通胀因素之后，美国的全职工作男性平均收入比42年前还低，在最低收入人群中，其实际工资收入跟60年之前差不多。斯蒂格利茨并指出，经济收入下降在美国人的健康数据上多有显现：根据经济学家凯斯和迪顿(AnneCaseandAngusDeaton)的统计，在不少阶层的美国人中，其预期寿命都有所下降。

　　尽管如此，斯蒂格利茨亦提出，不应当将错误归因于全球化，而要重新审视管控全球化的方式，“然而不幸的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15年后，新的不满情绪出现在发达经济体自己家里。”

　　斯蒂格利茨还在新书《改写美国经济规则》(RewritingTheRulesofTheAmericanEconomy)中指出，收入不平等都是自己选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虚弱现象等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果我们要收入平等，就必须牺牲增长。但绝对不是这样的。”

　　就美国而言，斯蒂格利茨指出，目前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只促进财富增长，却不促进就业增加，而只有收紧对美国最上层1%人士的政策照顾，重新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夺回财产安全和就业机会，才能真正为美国锁定更强劲的增长。

　　全球包容和联动式发展

　　在西欧与北美等被认为是传统经济引擎的国家陷于民粹主义内耗、对自由贸易产生迷茫之时，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活力与动力。

　　中国在去年12月正式接任G20主席国之际，中方领导人就明确要为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寻找方式，并提出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是，全球化所造成的扭曲亦需要全球化的方式来面对。据悉，在此次G20杭州峰会上，各国希望实现以下目标：一是发挥二十国集团的引领作用，体现战略远见和雄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发掘动力。二是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发扬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发出团结、开放、包容、合作的强有力信号。三是创新机制建设，打造合作平台，为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提供坚实保障。

　　实际上，2008年诞生的G20峰会与七国集团(G7)峰会最大的区别就是将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以更加包容和多元的方式改革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活力与动力。而此次G20杭州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就是“包容和联动式发展”。

　　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吕克托夫特近日指出，中国作为G20主席国，把发展问题放在G20杭州峰会议程的突出位置是众望所归，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

　　此前，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曾透露，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维护和拓展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是中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王毅表示，为此，中方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及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一同出席杭州峰会，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也表达了自己参与G20杭州峰会的积极愿望，中方正在联络安排当中。

　　王毅并指出，本届峰会将成为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在组成上更具代表性，更富包容性。

　　目前，根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出席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外方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的名单”，在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巴西领导人、法国总统奥朗德、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韩国总统朴槿惠、墨西哥总统培尼亚、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祖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美国总统奥巴马、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德国总理默克尔、印度总理莫迪、意大利总理伦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沙特阿拉伯王储继承人兼第二副首相、国防大臣穆罕默德等二十国集团成员领导人之外，还有包括乍得总统代比、埃及总统塞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老挝国家主席本扬、塞内加尔总统萨勒、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泰国总理巴育等嘉宾国领导人。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莱德、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卡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等也将参会。（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