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治理的老障碍与新课题

2007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治理”(globalfinancegovernance)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其是指通过规则、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对全球货币事务和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包括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宗旨是通过维护全球货币和金融的稳定和公平，推动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等各个领域的健康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张礼卿教授认为，尽管这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有很多原因，但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全球金融治理存在诸多缺陷。对这些缺陷的批评主要涉及美元的霸权地位和货币特权，以及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冲击下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等。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以二十国集团(G20)为主要平台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稳定，但总体上，很多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张礼卿在文章中直言“如何对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从制度层面进行必要的重构，仍然是当今各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G20机制诞生于金融危机，从华盛顿到伦敦，再到匹兹堡，G20峰会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协调行动稳定了全球经济形势。如今，在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大背景下，G20的首要议题从应对危机向推动增长转型。新时代的G20峰会将在杭州重新起步，挑战有增无减。

　　以结构性改革推动增长

　　作为G20创始成员国，中国一直在G20机制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回顾过去10次峰会，从响应配合、提出主张到突出贡献，再到2016年峰会的主席国，中国正不断向全球传递声音。

　　2008年~2009年期间一共举行了三次G20峰会，即2008年11月的华盛顿峰会、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和11月的匹兹堡峰会。中国积极响应峰会达成的“刺激经济、恢复增长”这一共识，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同时，中国还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参与到这些此前由西方创建并主导的国际经济治理机构中。但总体看，这三次峰会均为美英发达国家主导。

　　2010年~2011年期间同样举行了三次峰会，即2010年6月的多伦多峰会、9月的首尔峰会和2011年11月的戛纳峰会。对于中国提出的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G20成员在首尔峰会上一致同意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比例。2012年的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正值欧债危机，中国再次宣布为IMF注资430亿美元。

　　在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以及刚刚结束的安塔利亚峰会上中国不断突出“中国贡献”、提出“中国主张”、强调“中国机遇”，并以实际行动牵头打造更符合国际经济现实和发展需求的实体机构——金砖国家储备银行、亚投行等金融机构，都是在2013年提出并进入筹备阶段。

　　2016年，中国更是摇身一变成为G20峰会主席国。眼下，G20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亚于金融危机时期：IMF已连续三次调低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值；全球央行的“杀手锏”——货币政策宽松，似乎已经火力耗尽；英国脱欧、恐袭、难民危机等不确定性此起彼伏，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下行风险；全球负收益国债已达10万亿美元；欧洲银行体系受长期低利率、强监管及经济波动影响，正摇摇欲坠；意大利银行业风险、欧洲债务风险仍在引发“欧债危机2.0”的担忧；美联储还在纠结加不加息，新兴市场的脆弱性仍然未消……因此，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这也是今年G20的核心议题。

　　作为2016年中国G20峰会“财经渠道协调人”，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强调，G20的基本任务是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增加就业，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改革。

　　在2014年2月于悉尼闭幕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G20更是将增长目标量化——成员国承诺，争取在未来五年内将成员国GDP总和提升2万亿美元以上，同时增加数千万工作岗位。然而，IMF新任副总裁、中国央行前副行长张涛此前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一目标的实现仍存挑战。”

　　G20公报重申，各国决心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我们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在强调结构性改革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我们正在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并实施更为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优先支持高质量投资，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

　　在6月的成都G20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结构性改革的推行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困难，且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财政政策绝对不能取代结构性改革，“如果中国能够以财政空间辅助改革，例如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合理运用财政空间就能帮助过剩产能部门的失业、低技能员工度过过渡期，这是非常重要的。”

　　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除了增长、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议题，G20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仍有许多功课要做，而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则是首要的。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伦敦峰会前夕刊发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建议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强调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此后，G20持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取得了多项进展，包括成功实现2009年及2012年两轮IMF补充资源，完成总额为2500亿美元的SDR分配，增强了危机救助能力；成功推动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大幅提高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等。

　　2011年法国担任G20主席国后，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作为主推议题，并设立后来被称为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机制。但是，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聚焦于应对危机，G20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也在2014年中断。

　　2015年以来，随着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进程，中国与各主要大国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同时，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全球出现了资本流动和汇率的剧烈波动，G20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也有强烈的意愿加强对国际金融架构问题的讨论，推动必要的改革。因此，中国在G20各国的支持下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各国普遍期待中国在这一重要议题上继续发挥领导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被冠以“霸权货币”，但是美国的货币政策总会优先考虑其国内经济稳定的需要，不可能以全球经济稳定为政策出发点，这样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金融动荡的频繁发生，可见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并不是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制度框架。尽管当前我们尚未找到取代美元地位的货币，但是通过扩大SDR的作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都将有助于构建多元货币体系。

　　作为本次G20峰会的“贺礼”，世界银行8月26日发出公告称，于8月31日在中国银行间债市簿记建档发行5亿SDR计价债券，期限三年，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发行人的一般运营用途。这也是首只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SDR债券，名为“木兰债”。

　　IMF中国磋商代表团团长詹姆斯·丹尼尔(JamesDaniel)独家回应《第一财经日报》表示：“IMF对SDR债券的发行表示欢迎，事实上IMF仍在积极探索如何使用SDR来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这项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随着人民币进入SDR，人民币汇改和国际化也将进一步加速。张礼卿表示，只要中国经济能保持稳步增长、对外贸易继续扩大、国内金融市场继续改革和发展，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从长远看，人民币还是比较有前景的，也可能是美元的最主要挑战者。

　　强化宏观审慎监管

　　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之一是维护金融稳定，在当下跨境资本流动加剧、全球货币政策分化、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背景下，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也得到了空前的关注。

　　今年下半年，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普遍面临资本外流、汇率大幅波动等问题，英国退欧等带来长期的不确定性可能加剧金融市场波动，从危机预防角度，对风险的早期识别和预警至关重要。

　　“新兴市场的公司债规模已超过了美国债市的规模，且近一半为国外持有，主要集中在国外五大基金手里，因此一旦风险高度集中、五大基金发生变化，新兴市场必将蒙受损失。”IMF前副总裁朱民早前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新兴市场不可低估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的溢出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正在不断强化，因此各国间的政策协调也至关重要。例如，美国次贷危机当年迅速酿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和退出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不只是美国，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溢出效应也在上升，2015年的“8·11汇改”引发了新兴市场汇市的剧烈波动，欧美股市也出现了“恐慌性抛售”，这是前所未见的。

　　为此，G20承诺不断完善对资本流动及其风险的应对，并已共同采取措施改善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包括加强数据收集、弥补数据缺口等，及早识别资本流动波动带来的风险。IMF也将总结各国经验并整合资本流动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研究，为各国化解宏观经济金融风险提供参考。

　　作为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G20也为各国加强政策沟通提供了对话的平台。眼下，如何继续有效发挥G20在政策对话方面的积极作用，使之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持久的协调机制而非“政治秀场”，这是当前全球金融治理领域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之一。

　　中国引领金融外交新常态

　　作为一个正在迅速上升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应借G20峰会的契机，进一步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例如，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以及由中国参与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都使得中国在努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的同时，强化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亚投行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区域性投资银行的范畴，有望对现有全球金融秩序造成影响。”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亚投行不仅受到区域国家的欢迎，更引发美国盟友的倒戈，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美元霸权的反感与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热烈期待，不能不称之为中国金融外交上的胜利。

　　IMF总裁拉加德去年初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全球的基建需求巨大，而IMF当前和未来的主要任务都不会是基建融资，因此如亚投行这样的基建投资机构是受欢迎的，只要它们能够倡导合作、高效运作。”

　　同时，多边开发银行(MDB)多侧重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增速乏力、基建缺口大、利率处于历史低位(借款成本低)的当下，加强基建投资是推动长期增长的不二之选，而这也呼应了G20公报的倡议。

　　G20公报称：“为支持我们的共同增长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重申对推进投资议程的承诺，并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多边开发银行在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我们已与多边开发银行进行了有效沟通，呼吁他们共同采取行动，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并促进私人投资。”

　　IMF早前便表示，加大基建投资的黄金期已经到来，只要明确识别需求、投资高质量项目，随之而来的将是产出效应而不提高债务对GDP的比率。“根据对先进经济体样本的分析，投资支出对GDP比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同年的产出水平将提高约0.4%，四年后将提高1.5%。”

　　不仅是在中国，众多欧美国家的基建缺口也十分巨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Krugman)近期也发文称，“大西洋两岸都存在未能满足的巨额公共投资需求。美国基础设施的老化是出了名的；多年的财政紧缩已让德国公路与铁路的恶化状况超过大部分人的想象。那么，为什么不以如此低的利率贷款从事一些急需的维修和改造工程呢？即使不创造就业机会也非常值得这样做，但事实是，这样做可以创造就业。”（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