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协调面临困境 全球治理呼吁领导力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趋加深，不过近来，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随着英国退欧、美国总统大选辩论而达到高潮。全球经济一体化给人类带来繁荣的同时，由于缺乏有效治理，也带来了更加频繁的经济动荡和危机，以及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和贸易总量的份额已经迅速扩大到“逆袭”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货币政策溢出和资金流动不仅会在新兴经济体引发了金融危机，也反过来会扰动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指标。不过，在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国际组织投票权等方面，发达国家依然占据绝对主导。

　　在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强烈，而日本、欧洲维持负利率的分化局面下，如何加强政策制定者之前沟通协调、改革国际金融治理架构，减小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不确定性是最近杭州G20峰会热点议题之一。在巨大的不确定下，国际货币篮子SDR新成员人民币的国际化路径也值得探讨。

　　全球政策协调出现困境

　　在近日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主题为“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挑战与政策选择”的第七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GeorgePardeeandHelenPardee经济学讲席教授BarryEichengreen认为，一国的政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海外政策会对自己的国家产生影响。央行在追求宏观稳定的目标时，需要考虑到外国的金融形势，从而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这是全球最佳的平衡。

　　以美国为例，如果美联储早在2012年就退出量化宽松，会使得美国经济放缓，从而波及其他经济体。从新兴国家的角度，如印度，无法阻止美联储量化宽松引发的大量资金流入，导致制造业受到不利的影响。相反，如果美联储继续宽松会造成新兴市场的通胀，而从印度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也应该实施适度的宽松。

　　Eichengreen认为，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包括的不仅仅是财政和金融政策，而且包括信息共享和监管的一致和协调。信息共享使政策制定者可以预测国外政策的变化和对现状进行分析。

　　举例而言，美联储在2013年春季提出退出量化宽松，但到了当年9月才真正开始实施，给了市场反应的时间和时机，否则将会给美国和新兴市场造成金融动荡。但是美联储官员并没有能够很好地与市场进行信息的沟通，在之前的重要国际会议上都没有提及退出的事宜，也没有和其他央行进行沟通。

　　监管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巴塞尔银行监管协议Ⅲ取代了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Ⅱ以发达经济体的做法为基础，允许大银行使用自己的银行风险管理和降低资本率。而巴塞尔协议Ⅲ包含了对资本、流动性和杠杆率等指标的要求，除了收紧表外工具的限制，还提出资本缓冲的要求。

　　不过，巴塞尔协议Ⅲ能否为新兴市场提供公平的环境仍然需要观察。有批评人士指出，巴塞尔协议Ⅲ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贸易融资的成本提升，新兴市场的债券也受到歧视。

　　金融危机后最初三年里，全球政策协调和经济复苏前景态势良好，但随后，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增长持续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货币政策已经竭尽全力到了强弩之末。

　　Eichengreen认为，金融监管更容易进行国际协调。全球治理的国际协调在技术层面更加容易一些，倘若专注于政治化的货币、财政问题，就会难以进行协调。因此，非常成功的全球协调是不大可能的。他建议新兴市场积极预防危机，而不是寻求让发达国家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新兴市场的感受。“美国不像以前那么一统天下，各国的央行针对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有不同的政策。”

　　对此，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原院长MasahiroKawai在同一论坛上表示，由于美元处于强势地位，当美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就会要求其他国家接受政策协调合作，当其他国家出现问题时，就希望管好自己。而事实上，全球金融危机始于美国，美国出现大量消费需求的时候也希望其他的国家都能够大量地消费。

　　东北亚研究基金会主席、韩国财政部原部长郑德龟则表示，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经济中领导力非常有限。而一些发达国家主要是货币发行国如美国、日本，单边地采取措施，主要是针对国内的经济形势采取的措施，这样却错失了采取合作行动的良机。过去20年中，世界领导人频频开会，五国集团、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各种情况下都开会采取了补救措施和世界经济调整的动议，但是在过去十年中却没有实质性的合作行动。

　　国际治理领导缺位

　　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及时提供流动性至关重要。

　　Eichengreen认为，全球都依赖美元的流动性，美联储提出的美元互换对韩国、墨西哥、巴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市场的信心，加强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这些都是央行合作非常好的例子。

　　不过，他表示，美国决策者对美元互换也存在争议，因为外国的金融状况并不是美联储需要负责的，甚至担心因此在国会上受到质询。目前，美联储只是向有限国家提供美元互换，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中，美联储并没有对智利、秘鲁、印度尼西亚、冰岛等国家提供美元互换的额度，即使这些国家提出了申请。如果本次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这么货币互换的区域性动议将难以真正实施。

　　对于国际短期流动性提供者IMF，Eichengreen认为其存在被污名化的现状。在1990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亚洲国家未能获得过IMF贷款，至今仍然认为与IMF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会损害国家的名誉。他认为IMF的改革已经取得成效，IMF已经翻开新的一篇，但亚洲国家还没有翻开新的篇章。

　　对此，川相昌弘表示，IMF的改革主要在欧洲进行改革，但是IMF的总干事总是欧洲人，改革以后的IMF可能也是因为欧洲遭遇危机引发IMF改革。这段时间亚洲没有出现危机，因此还得观察IMF在亚洲怎么行事，否则很难做出客观的分析说IMF已经改革了。

　　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UlrichVolz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生很多变化，但治理问题方面仍然是落后的。IMF的持股结构还在改革，还是有很多的改革工作需要做。如果下一届的IMF总裁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个亚洲人，那么对解决污名化的问题就会很有意义。

　　郑德龟表示，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和IMF强烈支持自由资本流动和跨境资本流动，并告诉当时许多新兴经济市场国家，“如果出现危机，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们灭火。”但现实是，IMF和发达国家没有做什么事。对于发展中国家，重要的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步骤达到自由资本流动，如何管理资本流动。

　　Eichengreen回应称，IMF确实进行了改革，现在已经不再谈毫无支撑的完全资本项目开放。他认为中国在放开资本项目时，应该慢慢走，不要很快去除资本项目的管控，而是应该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采取一种非常稳健的步骤，确保资本项目安全。（第一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