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产反全球化才刚开始

二战后依靠新自由主义构建起的欧盟，在2016年承受了英国退欧公投和来自欧盟核心国家极右翼势力的多次挑战。12月4日，意大利将举行修宪公投，奥地利将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这两场投票都有可能导致极右翼民粹主义上台。

　　这是欧洲公众针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全球化的一场“清算”：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欧洲公众反对欧盟长久以来把经济增长置于社会保护之上，也对全球化中的“涓滴经济学”产生了深度怀疑和失望。

　　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MartinJacques)日前在北京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新自由主义工程，已经结束了。”

　　“为反对全球化，欧洲的中产阶级开始反抗，并集结力量和共识。”雅克表示，“我想这只是刚刚开始，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被当成想当然的事情都会消失。这不仅仅是在英美，而是在更广泛的欧洲。”

　　金融危机终结了新自由主义

　　雅克对记者表示，在上个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为了应对社会民主党无法解决的新冲突应运而生，引发了诸如有关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等一系列讨论，最终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赢了，而新论点则是“市场是经济的主题”。当时，新自由主义同样也解决了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问题，开启了随后80年代新的全球化时代，并一直流行了三四十年之久。虽然经常有反对声，然而极其微弱。

　　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式也是典型的涓滴经济学思路：即把更多的钱给富人，而他们最终会把钱分到穷人手里。雅克指出，最终2007~2008年金融危机挑战了长期以来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基石，终结了新自由主义。

　　美国中产阶级称自己为工人阶级

　　不过，新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卓越。以欧洲为例，“黄金时代”指的是二战结束后到70年代早期，即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按照雅克的计算，当时的增长率比从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义时期高了整整一倍。

　　然而，伴随新自由主义而来的最大后果，即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Milanovic)绘制了1988~2011年间全球收入的分布图。他通过数据指出，总体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6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20个富裕国家中有16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在扩大。

　　实际上，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1988~2008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增加了60%，而最贫穷的5%人群的收入则毫无变化。同时，全球平均收入中位数提升。提升幅度最大的是中国、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但高收入国家的中低中产阶层，遭遇了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的困境。

　　对此，雅克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不平等问题在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糟了：不仅仅是在英国，还有美国，以及欧洲各国。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全球问题。”

　　在新自由主义的好日子里，“平等”这个单词并不被广泛使用，因为这不时髦。雅克说，“然而，现在不仅开始使用，且不论左翼、右翼都在反对不平等主义，特别是右翼来得更强烈一些。”

　　“那些在西方特别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是工资滞涨或者被降低的人群。”雅克表示，比如在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之所以会获胜，因为他代表了那些三四十年来工资都没有涨过的白人男性工人阶级。

　　雅克表示，“以前，美国的工人阶级称自己为中产阶级，现在他们管自己叫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改变。”在雅克看来，在英国脱欧公投等事件中，这些被全球化抛下的人正在表达他们的反抗。

　　欧洲恐对TTIP说不

　　如今，不平等现象正在推动着反全球化的浪潮。对于不加以限制的移民、全球贸易协定的批评不仅不会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而减少，反而将不断加剧。此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因为特朗普的上台而濒临破产；美欧之间“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也前途暗淡。

　　雅克也不看好上述自由贸易协定的未来。

　　他表示，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在新自由主义指引下，给政治精英或者精英社会迅速致富的机会：社会之所以变得不公平，是因为这些精英可以说服政府为他们工作，并这样运转了很多年。

　　雅克指出，“贸易协定在设计之初就更偏大型跨国企业，在超越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了司法仲裁系统(即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政府和企业之间搞得过于热络。而人们终于表示，再也不想要这些了。”

　　他还预测，在特朗普上台后，TPP没有延续的可能；至于TTIP，有可能欧洲自己会把它搞砸，因为欧盟成员国的民众对此类协定非常失望。（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