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国内国际双重转折的“新常态”

据悉，近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制造业衰退是因为从中国进口的廉价产品增加，强调要通过高关税和修正人民币汇率来恢复国内就业。美国与中国是否会掀起贸易战？这个问题令人关注。这也说明，中国经济面临着一种国内和国际双重转折点的“新常态”。

　　2017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如何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以及如何应对明年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解读，一是揭示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和长周期低谷中我国经济发展暴露出的短板问题；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内涵，这是当下中国经济抓住机遇、攻坚克难的关键所在；三是“抓大放小”的政策取向与打造市场活力的价值链培育。

　　新常态的特征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正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一是中国企业部门的核心竞争力不足，二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三是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正在收窄。

　　其次，发达国家引领的世界经济的复苏的格局也呈现出一种“新常态”。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启动再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以此来支撑就业的增长，拓展税基的增加。这打破了过去全球化分工的生态链，将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一定的“挤出”效应。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发达国家家庭部门的财富效应严重缩水，企业和政府部门就业困难的问题日益凸现，再加上财政的赤字已经无法兑现过去引以为豪的社会保障的承诺。但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和家庭部门购买力下降的问题并存，发达国家今天也需要一个外部消化本国制造能力的市场，宽松货币政策的启动，不仅降低债务成本，而且还可以通过贬值竞争的战略去改变他们的贸易逆差结构，这对外向型经济比重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这样的贸易投资大国而言，受到冲击的程度不言而喻。世界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发达国家的上述这些问题，在其政府对外政策的实施上面，开始推进“去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模式：丢弃过去自己主导的多边合作的贸易投资框架(如TPP等)，取而代之的是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封闭型模式，目的就是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争夺本国利益至上(就业和税收等)。这种做法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伤害较深的做法，而且会拖累世界经济、两败俱伤。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重转折的新常态。如何面对世界经济新常态(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货币宽松)、一些国家去全球化的政策取向(双边贸易谈判)叠加在我们“新常态”之上的压力，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

　　用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去攻坚

　　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和发达国家引领的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提供强大的消费市场这样一个外部新常态的叠加特征，我们能够攻坚克难，迎来应对新常态的新变化，关键在于如何做好盘活存量和用好增量。

　　盘活存量发挥新的三大红利。三大新红利指的是：第一，我们要用人才红利去替代越来越缺失的廉价的人口红利；第二，我们要用海外投资这种国际化全球化的新战略，去替代靠成本优势招商引资、以资源换取全球出口市场的旧的全球化红利；第三，我们要用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资源配置红利，去替代“一刀切”的资源价格补贴和税收补贴的政策红利。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利用市场的公平竞争优生劣汰的机制，去倒逼我们的企业军团弥补自己缺失品牌技术的核心竞争力所造成的业绩难以上扬的短板问题，从而也就自然地降低了加工贸易购买海外技术品牌的高成本的代价，有效地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价格波动、土地成本刚性、中国产品性价比竞争力下滑的问题。这样，我们的库存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偿还银行债务能力下滑、低效率金融服务等问题，都会得到迎刃而解的好的效果。

　　用好增量引领新常态，关键在于需要深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主要反映在六大方面。一是简政放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在负面清单治理机制的改革过程当中，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活力，当市场配置失灵的时候，政府通过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这会起到积极维护市场原则、市场体系和解决市场波动的积极作用。二是大力推进国企国资的改革，营造中国企业创新驱动的企业家精神的氛围，从而告别过去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招商引资搭便车、政府过度保护、资源价格补贴，以及政府给予特殊市场竞争地位等不可持续的成本竞争力环境。三是加快财税体制的改革，改变中国资源配置中所存在的脱实向虚的失衡结构。具体反映在政府会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出台房产税，调整金融资产交易的税赋比例，以及遗产税的设置，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脱实向虚”的理财倾向，以达到控制资产泡沫膨胀侵害实体经济的目的。在处理好僵尸企业破产重组收购的基础上，对具有成长性的企业、生态发展健康的企业，实施税收的减免，以提升企业的投资活力、投资意愿和投资效益，同时也会对消费者的大额支出进行税收上的减免和优惠，以刺激中国潜在的市场消费能力。

　　四是加快金融体制银行体系的改革，以提升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并增强金融体系防范资产泡沫风险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注册制改革，增强资本市场的造血能力，同时又要规范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原则，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确保金融体制正常运转，提高直接金融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向上的作用，避免靠壳资源、靠金融资本的力量掏空实体经济的新鲜血液的投机力量。另一方面要加快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进程，利用债转股、信用违约互换等创新机制，来盘活银行的存量资源，强化对银行体系表内表外业务的统一监管，强化对银行和其它直接金融体系之间的跨业与经营业务的，以确保银行的金融资源真正的为企业的转型、区域经济的发展、三农建设和民生工程所需要的金融提供风控到位的不可或缺的专业化的业务支持。

　　五是要解决社会大众的后顾之忧。注重民生的改善工程，尤其是在养老保险改革、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教育资源公平化改革上，要发挥政府和市场通力合作的积极的功能，释放出被后顾之忧所压抑着的潜在的中国内需的活力。真正的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够受惠，我们就必须要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思路，比如居家养老的文化基础，社会环境的基础，可能要比通过市场化的养老设施推进养老更有竞争力和更有效。

　　六是结构性改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重政策的适度性和政策的匹配性，避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带来的政策效果相克的、适得其反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宏观政策一定要注意当前内外新常态的错综复杂环境的挑战，确保宏观经济整体的稳定，创造一个有利于结构调整的良好环境，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至关重要。

　　政策取向要抓大放小，以培育健全市场为导向

　　产业政策要避免大跃进式的同质化投资，发挥市场灵活性灵敏性的能力，引领市场向着符合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调整结构方向和产业升级。在微观政策层面上，要充分的发挥市场的活力，放松管制，加强监管，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优胜劣汰的市场氛围，以市场的投资和消费意愿的增强为政策的着力点，确保真正发挥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维护市场机制的制度竞争力。

　　上述的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我们必须让改革的政策落实到今天每一个供给侧改革的环节上，无论是企业公平竞争所需要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管制放松的政策新措施，还是家庭部门释放有效需求所需要的民生问题的改善，以及政府部门转变行政服务的方式、提升监管的能力，以及金融部门防范风险、创新引领、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各方面的改革，都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预防，内外新常态叠加的环境下“黑天鹅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及其负面的影响力。在面临意料不到的挑战面前，政府一定要做好社会政策托底的中流砥柱的角色。

　　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确保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对市场预期的引导，深化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工作，以达到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远景目标。我国应该用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去攻坚克难，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积极推动政府转型，保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营造一个有利于调整结构的好环境。（21世界经济报道）